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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中国真的是一个整治最坏的时代吗?,魏晋文化时期的中国。

2022-08-06 04:38:25 食疗养生 15

魏晋时期的中国真的是一个整治最坏的时代吗?,魏晋文化时期的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有什么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傅抱石 《竹林七贤图》

01

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

魏晋在历史上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思想跃的时代。鲁迅就曾将魏晋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且“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魏晋文学的异彩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一大批作家,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形成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与当时的社会有关,魏晋文人地位的提高、生的丰富以及玄学的繁荣等,都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今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时期的风度与文学。

魏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重要的阶段,这时涌现出大批作家。建安时代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正始时代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中有好几位重要作家,阮籍、嵇康都是一流人物。

到西晋太康年间,作家更是成批涌现,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钟嵘《诗品·序》),这也就是说其时的领军人物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8位之多。这个提法不是很准确,张亢和潘尼比较弱,这里只取其他六君子也就可以了。

到东晋,作家更多,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大半辈子生在东晋,晚年才入刘宋(宋齐梁陈之宋,不是唐以后的那个赵宋)。魏晋加起来一共大约200年,远远比不上汉朝的360年,而汉朝我们数不出多少作家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约也就是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这么几位。

魏晋社会风气和文学的关系,可谈的事情很多,下文就给人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略为谈一谈粗浅的观察。

仇英(款) 《兰亭雅集图》

02

魏晋文人受到“崇拜”

首先,魏晋文人的地位大为提高,很受关注,甚至出现了被追捧的明星式人物。

先前文人在汉朝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辞赋作家写赋歌功颂德,献给皇帝,而皇帝其实不大瞧得起他们,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这种情况要到汉末才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天下大乱以后文学显得很有魅力。曹丕说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既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又说不朽的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这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时代已经到来。

曹氏父子都很重视从事文学创作,三曹的诗各有千秋,曹植更是诗、赋、文三项全能,都达到一流水平。他们手下的文学侍从之臣不仅作品写得好,也都有相当的行政级别和社会地位。曹丕和曹植都能用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文人,读曹丕写给吴质的信、曹植写给杨修的信,就分明可以感受到他们主宾之间真挚的友谊。

到正始时代,“七贤”的地位更高,他们的“粉丝”很多。嵇康更成了社会关注的大红人。社会上的名人受大家的尊敬,一部分年轻人对名人特别仰慕,追逐不舍,其中最积极的分子,有时不免得太热烈了一点,这就是所谓“追星族”。魏晋之际文化界的大名士嵇康和阮籍就曾有过一大批热烈的追随者,“于时风誉扇于海内”(《世说新语·任诞》)。仰慕嵇、阮之风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形成了文化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

这里有七贤的子弟,阮籍的儿子阮浑“亦欲作达”(《世说新语·任诞》),很想挤进七贤俱乐部里去喝酒谈玄,阮籍坚决予以制止。放达而要“作”,无非就是作秀、赶时髦、追星;阮籍的不肖之子根本不明白其父以及林下诸公的内心,只是拼命学他们的外表。东晋思想家戴逵在《竹林七贤论》中指出:阮籍不准阮浑加入林下之游,是因为儿子不理解自己。

当时追星一族里还有先前同七贤曾经有某种联系,后来也终于勉强挤了进来的吕安。此人是嵇康之友吕巽的弟弟,曾经长期追随嵇康。当林下诸贤因为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而分道扬镳之后,前七贤中只剩下嵇康和向秀坚持隐逸态度,这时始终紧跟的就是这个追住他们不放松的吕安。他们三个在一起打铁、灌园、漫游,形成所谓“竹林后三贤”。

不过吕安的水平明显地要差得多。当时向秀正在为《庄子》一书作注,拿出来给他们看,嵇康认为《庄子》不需要加注,而吕安则认为向秀的注释一出,则“庄周不死矣”。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向秀注《庄》无非是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对庄子的学说作了非常大的当代性修正。这就是所谓“六经注我”。吕安根本不明白向秀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从这里最能看出学术明星与其追星一族之间的重大差异。

吕安后来还干了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嵇康的下狱以至被杀,受他的牵连不小。所以,向秀写《思旧赋》的时候,只在小序里略为提到一下这个吕安,就立即把他搁置起来,专谈嵇康了。这里显然有些春秋笔法。如果只具追星的热情而不能自有建树,即使挤进了名士的圈子,也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另外还有一种人,本想挤进林下之游的圈子,没有搞成,后来竟反目成仇,肆意报复。这方面有一个最恶劣的典型,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阴谋家钟会。钟会出身名门,天赋甚高,理论思维能力很强,精练名理,写过《四本论》等理论文章,对于《周易》《老子》也钻研得很深。只要继续努力,本来是前途无量的,但他太急于成名成家了,花了很大的力气攀附嵇、阮以邀时誉。他曾经拿自己的手稿给人看,说是阮籍写的,大家很佩服,这事后来被揭穿了。

他对嵇康尤为紧追不舍,曾经带了一些朋友去拜访嵇康。嵇康正和向秀在锻铁,中间不能停顿,没有时间理会他,钟会只好很没趣地离去。这时嵇康忽然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则机智地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心里老大不痛快。这故事还有一种版本,说嵇康并不是完全不理他,而是请他坐下来以后再也没有同他说话。总之,钟会热情满满地登门拜访却遭到冷遇,弄得十分尴尬,大丢面子。后来他想请嵇康审读他刚刚写成的大作《四本论》,就不敢去见面,也不再带人,自己一个人去,大老远地从窗户里把稿子扔给嵇康。他追星的干劲实在太高了。可惜嵇康架子老大,对他的论文未作任何反应。几次遭到冷遇使钟会十分恼火,所以后来他一再向司马昭进谗言,直接导致嵇康死于非命。

魏晋时期的中国真的是一个整治最坏的时代吗?

作家们地位提高了,就有利于文学的繁荣。一味崇拜富豪,大家都急功近利,忙于求田问舍,文学是肯定繁荣不起来的。

明 陈洪绶 《竹林七贤图》

03

生的多彩与玄学的繁荣

魏晋知识分子生丰富多彩,出现了不少以“任诞”著称的人物。魏晋时代思想跃,而随着庄园经济的繁荣,士人在经济上有比较可靠的保证,连陶渊明那样似乎比较穷的人,家里也还有一定的田产(《归园田居》其二诗里说过“我土日以广”)。

西晋有一个大学者皇甫谧,一直不肯出山,等到左思写出了《三都赋》而没有引起注意的时候,高官张华建议左思请皇甫谧写序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照,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时声名鹊起,引起“洛阳纸贵”。

魏晋时代的作家很坦率。孔融说父母对子女并没有什么恩情。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如果没有自己,天下不知道几人称王;又说皇帝封给他的土地不想多要,但军队不能放弃,否则自己就不安全。过去很少见有这样坦率的文章。陶渊明归隐之后坦然承认自己思想上有矛盾,在两种生模式之间犹豫动摇,这就是他诗中之所说的“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毫无内心冲突而固守其穷,那是远于人情的。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心甘情愿地固守其节操,还在于他一向说真话,敢于暴露其真实思想。

魏晋名士特别强调对于真善美的感受和追求,一心一意过自己认为真善美的生,各行其是,于是就成为多元的了。《世说新语》有《任诞》篇,其中好玩的事情很多。有一段说,阮籍的邻居是一家酒店,女掌柜很漂亮,阮籍就常去买酒喝,喝醉了就躺在老板娘身边。老板看了很有些怀疑,后来看看他倒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阮籍用一种纯审美的态度对待酒店的女神,他的法在古代不免很有些怪异,就是放在现在也不大行得通。这就是所谓“任诞”。

《贤媛》篇讲起山涛的夫人要窥视她丈夫的两个好朋友———阮籍、嵇康,也采取比较奇怪的法:“二人来,妻劝公(山涛)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返。”把这两个大名士人认真地观察了一夜,第二天向山涛发表了一通议论,说是“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山涛同意她的结论。这位山夫人也很有些“任诞”。怪诞一定是多元的。

“任诞”的背后是个性的张扬,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必要的素质。在精神上与七贤等“任诞”人物相通而行为毫不怪异的是陶渊明,他归隐后过的是很普通农村的生,精神很自由,对他日后成为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代玄学大为繁荣,知识分子追求“玄心”形成风气。魏晋时代玄学达到一个顶峰,当时极其时髦的清谈就是以玄理为内容的学术论辩,名士们不仅谈谈而已,在实际生中也实践其理论,追求对于功利的超越,这就是所谓“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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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玄心”就可以想通人生的哲理,对于得失、成败、生死都看得非常之透彻。例如《世说新语·雅量》载,东晋的大文学家、书法家王羲之(逸少)青年时代对待相亲这样的大事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当时其他待选的青年都很矜持,王羲之却若无其事衣冠不整地躺在那里,结果反而被选中了。这就是“东床坦腹”这个典故的由来。

《世说新语·雅量》又载,淝水之战打了大胜仗,谢安当时在下围棋,看了信使送来的捷报以后,一无表示,继续下棋。这种超级的平静全靠“玄心”在背后支撑。谢安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高水平的文学家。

陶渊明也是以“玄心”著称的。例如他有名句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所谓“心远”正是典型的“玄心”。

过去的老式隐士往往遁入山林,远离人世的浑浊和喧嚣,防止污染,过遗世独立的生,以为这样才叫隐居。而陶渊明的隐居却是“结庐在人境”,虽在滚滚红尘之中,却仍然可以保持心态的平静,对那些车马之喧充耳不闻。“心远地自偏”——这样的心正是玄远之心。如何才能到“心远”?他没有作正面的解说,但用形象的描绘给出了益人神智的答复:“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鸟相与还。”人在自家宅院的东篱下采菊,眼却望着南山,又转而去看鸟:此即所谓“心远”。陶渊明不单是大诗人,也是大思想家。

陶渊明还有一首题为《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诗,更是他具有“玄心”的绝好文证。陶渊明家的住房失火烧起来了,被夏天里的一把火烧得精光,弄得“一宅无余宇”,他还心态很平静地浮想联翩,写下了这么一首诗。这非得有超强的“玄心”不可。

清 任伯年 《竹林七贤图》

04

魏晋时代艺术觉醒

魏晋时代对美的追求(包括人格美和自然美)也形成风气,文学相当繁荣,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也都空前繁荣。

魏晋作家都有强烈而深刻的感情,大有诗人的气质。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强调“理”和“礼”,感情往往被压抑着,觉得这才是有修养,这是儒家的修养。魏晋时代的作家却不惮于流露感情。《世说新语·言语》里记载过两段有名的话:一是两晋之交的卫玠向江南撤退时说:“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一是桓温北征时看到自己过去种的树已经长得很粗了,流着泪感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使得卫玠、桓温这样的大名流激动不已。至于说到作家,则更是非常情绪化的人,例如西晋的刘琨,冲破重重困难到并州去当太守,写过一首著名的《扶风歌》,感情色彩非常强烈。

又如东晋的王羲之,主持兰亭集会,事后将群贤所赋之玄言诗编为一集,亲自作序,其中也充满了感情,特别中间有一段道:“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感慨系之”乃是魏晋文人常常会有的情形,卫玠看到茫茫的长江感慨系之,桓温看到自己过去种的树长粗了也感慨系之,王羲之觉得盛会虽然让人高兴,但“所之既倦,情随事迁”以后,就转入悲哀了,便就此大发感慨。

魏晋作家感情世界非常丰富细腻,所以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抒情诗。先秦两汉的诗当然也是很有感情的,但汉代的诗,无论是民间的乐府还是文人创作,叙事的成分比较重,而到魏晋以后则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抒情为重的道路。

魏晋诗人带着强烈的感情追求美,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人格美和自然美两种。当时“人物品藻”非常热门,对人物的评论固然也会提到他的外表,而更为重视的还是精神气质、人格之美。《世说新语》中这方面材料很多,在《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篇尤为密集。许多评语都用景物来形容人,例如“萧萧如松下风”(嵇康)、“清风朗月”(许询)等等。风神潇洒、超越物象、远离庸俗世情、不计生死祸福,是当时人们非常看重的一种美;行书和草书在这时大行其道,也是很自然的。

魏晋人的感情同山水自然发生很密切的关系。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造化与心灵打成了一片。他的儿子王献之有名言道:“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晋简文帝入华林园,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

他们都将自我与自然打成一片,用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论风流》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以他自己的情感,推到万物,而又于万物中,见到他自己的怀抱……在此感触中,主观客观,融成一片。”这样就为山水画、山水诗的繁荣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总起来看,文人地位的提高,生的多彩,玄学大为繁荣,人们普遍追求人格美和自然美——这些形成合力,就很自然地大大促进了魏晋文学的繁荣。当然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也有不少弱点和问题,而我们关注文学史主要是接受精华,从中得到启发。

◎本文原载于《文摘报》(作者顾农),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该时期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晋朝虽为自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

乱世”.魏晋虽然战乱纷繁,但是无论在经济、民族融合、思想文化、社会生各方面都有发展进步。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