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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繁荣,魏晋时期传统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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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繁荣,魏晋时期传统文化的发展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的大势

第三、体现民族融合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和不同的民族风格。第四、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

文/柴剑虹 刘进宝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繁荣,魏晋时期传统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华夏文化在诸多域外文化的刺激下获得根本性提升的绚烂时代,华夏各地的本地文化也得到深入发掘,共同催生了璀璨辉煌的唐宋文化,文化品位完爆秦汉和明清,敦煌就是这个进程的缩影和注脚。敦煌不但是中外多种文化的交融之乡,而且也是世家大族和僧人发掘本地文化的典范。

中外文化的融会贯通

敦煌地区反映各种宗教信仰的祠庙寺观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其数量(包括僧尼人数)占当地人口比例之大为全国罕见,充分体现了敦煌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性。

除了儒家文化外,敦煌这个地方各种宗教信仰都容许存在,佛、道、摩尼、祆、景教等并存包容,各种宗教的文化都在互相交流。这些交流的成果也反映到藏经洞的文献里面,反映到敦煌的壁画与彩塑里面。

据史籍记载,敦煌最早的寺庙是西晋时候建立的,叫圣严寺,是 265 年由西域来的和尚建立的。后来所建寺庙越来越多,包括石窟寺,从 366 年乐僔和尚在鸣沙山崖壁开第一个窟起,不断地开窟,最多的时候有 1000 多窟。

敦煌莫高窟

据史籍与敦煌出土文书记载,自西晋至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反映各种宗教文化的祠庙寺观,包括僧尼的人数,占当时的人口比例之大,为全国罕见。

据大略统计,西晋到晚唐,敦煌地区有像仓慈庙这种民间的寺庙 20 所,神泉观等道观有 10 处,三界寺等佛寺 59 所,另有兰若 22 所,佛堂 14 个。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寺院 17 所,僧尼1100多人,平均一所寺院有65位僧人。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全国佛教寺院5368所,僧尼 12.6 万人,平均下来一个寺院是 23 人,而敦煌平均是 65 人,几乎是全国平均数的 3 倍,说明敦煌寺庙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魏晋南北朝文化

堪称“佛教图书馆”的莫高窟藏经洞,不但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经、律、疏和寺院文书,也入藏了丰富的儒家典籍与其他宗教的文献,还有不少与当地的世俗社会生密切关联的各种写本,包括相当数量的古藏文等非汉文写卷,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

由于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上一些东来西往的著名高僧,不但在敦煌留下足迹,而且还在敦煌从事翻译佛经的动,如号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和他的弟子竺法乘,在敦煌讲经并留下了“白马塔”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翻译《大涅槃经》等大乘佛经的昙无谶;另外,西行求法高僧法显、玄奘也曾先后经行敦煌。

这些在佛教文化史上光彩照人的人物,对敦煌地区佛寺及相关动的兴盛也起到了推进作用。

世家大族与僧人大兴文教

作为培育人文修养的重要基础,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也令人瞩目。

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分为官学、私学(义学)、寺学三类,均得到当地政府的提倡与保护。两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因儒学讲习的繁盛,对敦煌地区主流文化的兴盛起到促进作用。

官学是国家办的,有州学、县学、郡学等等,当地的官学(州郡县学)不仅是宣教儒家经典的讲堂,而且还举办了医学院、阴阳学、道学、伎术院等各类专业训练机构;伎术院中有画院,敦煌的壁画有外面请来的画师绘制,也有大量由敦煌官办的伎术院培养的人才来描画。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张议潮、天文历法学家翟奉达都曾在官学读书。

私学就是私塾,晋代以来,敦煌的私塾就非常发达,中原有的世家大族迁徙至河西地区后,有些学问渊博的世家大儒也在这里设塾,且规模很大,生徒济济一堂。儒家文化开始在敦煌盛行,敦煌出了很多名人,如十六国时期开馆授徒的著名学者宋纤、郭瑀,两位大书法家张芝、索靖就都是敦煌人,张家、索家本来也都是从内地迁徙过来的。士族文儒在文化传承上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得到确证。

敦煌索靖的《月仪帖》

还有寺学,即由敦煌的寺院开办的学校,以解决晚唐五代时期寺院集中地区的学童教育问题,由于得到当地政权的大力支持,寺学的师资、课程开设等办学条件常常优于官学,所教授的内典、外学知识也较为宽博扎实:即内学“三学”(经、律、论,佛教基本知识,“沙弥十戒和七十二威仪”等,以达到戒、定、慧);外学“教化”(儒家典籍、礼仪,文学作品,蒙书,书仪,乐舞、历法、术数等),许多重要的官宦子弟均进入寺学接受启蒙教育。

我们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一位寺学教授写给当地归义军首领的信《僧统谢太保状稿》,提及当地官宦人家对寺学教学质量的赞赏和信任,这也是敦煌寺学繁盛的原因之一。

根据一些署有寺学名称的敦煌写卷统计,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有十几所寺庙都办有学校。如净土寺、莲台寺、金光明寺、乾明寺、三界寺、永安寺、龙兴寺、灵图寺、大云寺、显德寺、城南寺等,其中净土寺从870年到973年一直在办,超过了百年。

寺学里的小和尚也称“学士郎”。我们在敦煌写卷里发现了大量的学士郎的启蒙读物,以及他们习学的作业,包括抄写的诗歌等。数量颇丰的学郎诗抄本,让我们得以知道千年前敦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方法,也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诗歌创作繁荣的一个原因,可从中窥见文人诗作与民间诗歌创作动的密切关系。

有学士郎诗抄的敦煌写卷

《晋书》中记载,5 世纪初,西凉武昭王李暠要他的儿子留在敦煌,告诫他的儿子敦煌的优势,要他重视这里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积淀。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

到了唐代,前述宗教文化的兼容并蓄,学校教育的多样性,更造就了敦煌地区独具的人文环境,加上往来频繁的商旅,发达的手工业,林立的店铺,殷实的寺院,富足的经济,为文化艺术动创造了条件,使得敦煌成为当时“华戎所交”,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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